差不多同一时间，国立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左景烈教授前来海南调查“我国最南之山”五指山的植物状况，受到了王昭夷和王鸣亚的热情接待。

左教授先乘轮船到榆林港，离船后步行往三亚。榆林、三亚两港，俱为崖县（崖州）属境。三亚距崖县县城约120里，筑有公路，可通汽车，车行一个半小时即达。抵三亚之日，崖县县长王鸣亚自县城来三亚会晤。王在崖执政多年，且为本地人，对于岛中各处情形颇为熟悉。两人谈兴甚浓，一连谈了三天。王鸣亚将海南岛中大概情形向左教授一一作了介绍。王鸣亚还找来仅存之六册崖州志，借给左教授阅读。左教授花了两个早晚的时间，将全书草草阅完，择其中重要之记载，抄数十条录入《海南岛采集记》一书。

王鸣亚建议他取道陵水县保停市（当时“保停” 与“宝停”二字通用）入五指山，因为交通便利。由三亚往保停，有两条路可行，一经崖属之籘桥市往保停，一经陵水县城而往。到了陵城，可坐船去保停。左教授和随行人员决定经海路前往陵水，从陵城新村港上岸后，再雇汽车至陵城。行前，王县长书就4封介绍信，让他交给保亭王昭夷等人，托他们照拂教授。

王昭夷所写的《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一书，左教授是看过的，也很想借此机会拜访王昭夷。见到王昭夷之后，左教授大赞黎族民众爱护植物，自然生态保护较好。他说，黎族地区公路两旁随处可见巨大的酸豆树（罗望子），其大者可数围。当地人取此种树的种子用水煮之以代醋，因为果实有用，故多留意保护。而不知其果实有妙用的人，则大肆砍伐酸豆树。村中偶尔还能见到槟榔及桄榔，左教授猜测是有意栽培为之。而路旁随处可见的路头勒与爬援于树干或墙石上的开大白花的霸王鞭（仙人掌科植物），则是土人的菜食。左教授在三亚发现一种仅三亚附近盐田中有的蟹化石，土人竟然以此石蟹磨醋，治疗牙痛。

19、仇恨之火

1929年2月24日，吴中育在喃仰沟遭到黄振士率领的共产党游击队伏击，当场被乱枪打死。满腔仇恨的游击队还放火烧毁了这位陵水县剿共副指挥的坡村老家，灭其满门。

这件事情，使得在海南当过多年知青的知名作家孔捷生嗟叹不已。

他在《中国的“仇恨文化”——文明缺陷与仇恨根苗》中指出，“仇恨”向来是革命、造反、斗争的催化剂。专制与人治的体系播下了无数怨和恨的种籽。一旦这种社会结构的脆弱平衡被破坏，“有仇报仇，有冤申冤”的煽情口号就足以点燃燎原野火，从而呈示出平时不易窥见的人性的另一层面。翻开史册和话本演义，全都是先朝统治者与造反者之间的血腥故事。

孔捷生在分析革命文艺的样板──《红色娘子军》时说：吴琼花作为家奴，恨极了主子“南霸天”，投奔红军后偶遇大仇人，即下手行刺。后被党代表洪常青再三教育，要将个人的仇恨提升为“阶级仇恨”。结果是仇恨的深度和广度愈加扩大，从一对一的较量变成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厮杀。我在海南当过多年知青，知道不少轶事。“南霸天”实无其人，但有关情节也非空穴来风。电影是在陵水县拍的，借用了一家无辜汉人的大宅，此人以后便无好果子吃，儿子孙子都被斗得抬不起头来。然而，真实的史料却是取自陵水的黎族大头人王昭夷的故事，王家自清朝起就是世袭的峒主和团总，蓄养家奴也不足为奇，但传到王昭夷这辈，他已读过高等师范和黄埔军校，他参加过北伐，国共分裂后他回乡举旗响应中共琼崖特委的武装暴动，麾下骁勇的黎族农军战功彪炳。不过，由于他和中共“左倾冒险主义”的歧见，便返回黎峒拥兵自重。红军的盲动相继失利后强令王昭夷出阵助战，王不从，还坑杀红军的败兵。红军当即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设伏险活捉仇人。后来将王昭夷的姻亲、民团副手击毙，并捣毁其黎峒，灭其满门。类似故事，国共斗争史上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仇隙一启断无好报。之所以动不动“灭门”、“诛九族”，正因为双方知己知彼，出于对阴沉狠毒的复仇心理的恐惧，怎能不斩草除根？此亦古而有之也。“阶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