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期，海南发生黎乱，抗法名将冯子材奉两广总督张之洞之命，带兵入琼剿黎抚黎。在血腥镇压的同时，冯子材设抚黎局（黎务局）、建抚黎庙、创集贸市场、修十字路，有效地保证了黎区社会稳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冯子材还特别重视启发民智，在五指山腹地的太平峒、水满峒等地设义学馆（俗称冯公学馆），招收黎族子弟学习汉语、礼法和朝廷圣谕，使黎族儿童得到了免费读书、接受启蒙教育的机会。120多年过去了，在海南黎族民间仍流传着一首怀念冯子材的民谣。民谣唱道，“冯公抚黎好主张，开十字路通城乡。设义学馆咱读书，垦荒造田免税粮”。

张冯的举措，在海南黎族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正是由于在应该接受启蒙教育的人生阶段有幸受惠于冯公学馆，受惠于汉族文化熏陶，王维昌得以成为黎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开明士绅。

眼界一旦打开，王维昌就有了走出黎族人世世代代不舍不离的黎母山，前往繁华梦都看世界的念头。

他的脚步因此又往前迈出一大步，乘船来到广州市，在基督教会创办的学校里接受了西方思想的洗礼。

王维昌的觉醒不仅在个人的安身立命方面，而且在族群振兴的意义上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他的儿子后来如何能够在黎区领导民众闹出那么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动静来。

不过，儿时的王维昌家境贫寒，要是没有族人资助，他是不可能接受中西文化启蒙教育的。为此，王维昌对自己的家乡、对周围的乡亲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当他有能力为家乡做事情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努力在家乡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先后在什聘、志玛开办私塾，免费收录八岁至十多岁的黎族男孩子学习《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教师除了教儿童识字明礼外，还帮学生理发、洗头、洗澡、洗衣服。他还发动、保送大批黎族青少年前往陵水县城同仁学堂读书，在当地兴起了一股读书求学的风气。

身教重于言传。实际上，为了民族的振兴，当父亲的早就给儿子作出了榜样。

王维昌不仅自掏腰包请保城区什丙村的汉人张明德和外地汉人吴培德当教师，免费招收黎族少年儿童入学，还在一些儿童入学没几天便逃学的时候，亲自和教师一起走门串户家访，去做规劝儿童上学的工作。王维昌创办的私塾有三、四十名学童。清光绪二十四年出生、小王昭夷4岁的牙南村黎胞黄大龙说，小时候他也入了那间私塾读书，经常看到王维昌骑着高头大马来私塾与教师商谈事情，谈完事情，就走进私塾摸着孩子们的头顶嘱咐说：“要用功学习，不要逃课，不要打架，将来长大成人，做一个社会的栋梁之才！”

1917年，王维昌被仇人杀死后，13岁的王昭夷遵照其父遗训，在母亲支持下继续出资办学。

1927年，中国兴起私塾改小学风潮，该私塾改为小学，人数增加到100多人，分设3个班，开始收取学费，每名学生一学期收光洋1元、稻谷一秤（约40市斤）。为提高教学质量，王昭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教师，从各地前来应聘的30多名教师中选聘用了4名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抗日战争爆发，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学校这才无奈停办。

王昭夷还积极扩建其父在全家迁往南圣后创办的黎族学校，使之发展到拥有学生300多人的规模，在他的辖地内，黎族儿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每次从广州归来，都像父亲当年那样亲临学校，给学生训话，嘉勉教师，积极介绍外地汉区的进步情况，鼓励黎族学生勤奋学习，增长知识，还要求学生在学文化、学科学的同时守纪律、讲卫生，改变落后习俗。

王昭夷的所作所为深得民心，受到黎胞广泛赞扬。

2、为父报仇

公元1917年11月，王维昌被人暗杀。

关于王维昌之死，五指山市人民政府网站是这样介绍的：“1915年白沙县牙叉地区的黎族人民多次拿起武器伏击龙济光匪兵的骚扰，使龙济光策划掠夺黎族地区元门峒金矿和五指山藤满岭金铜矿的阴谋彻底破产。与此同时，陵水县的黎族人民也武装起来，把勾结龙济光的黎族‘总管’、大地主恶霸王义（作者按，即王维昌）杀掉，并参加了民军的反龙斗争，从而使民军的活动地区一直扩大到五指山中心的番阳（今五指山县番阳区）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