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水红色革命失败之后，曾经意气风发的中共琼崖特委三常委之一的陈垂斌下落不明。海南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政部门认定陈垂斌逃回故乡后便脱离了革命，是“革命叛徒”。陈垂斌死后半年，遗腹女陈汉鸾出世了。作为“革命叛徒”的后代，陈汉鸾受尽磨难。听说父亲做过共产党又脱党，陈汉鸾在参加工作后每年要填干部履历表时只得写上：父亲原参加革命，后又离开了革命。由于长期这样填写，致使周围的人都对陈汉鸾产生了一种印象，她的父亲陈垂斌是一个脱离革命的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指称陈汉鸾是叛徒的女儿。随之而来的是关、管、批、斗，挂牌游街和没完没了的写检查写交待……父亲是叛徒还是烈士？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陈汉鸾一直坚持追寻父亲的足迹。由于根本不可能从正式的渠道去得知父亲的事迹，她只能偷偷地问一些可能听说过父亲事迹的人，但知情人都不愿意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人开始整理编写陈垂斌的材料时，才开始陆陆续续地搜集到了陈垂斌的事迹材料。于是，陈汉鸾按照文史资料的记载走遍了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如海口、琼山、文昌、澄迈、万宁、陵水、三亚、东方、乐东等市县，去寻找那些当年曾和父亲一起战斗过的或是见证过父亲革命事迹的老人，这才知道父亲不是叛徒，而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陈垂斌的老乡、从小就听老一辈讲“六哥” 革命故事的中共乐东县委党史办主任李宪芳为陈垂斌打抱不平，七赴广州，查阅档案，访问知情人员，终于认定，1929年初陈垂斌回乡，是经请示琼崖特委书记黄学增同意，受党组织派遣回乡搞革命工作的。而且，1930年，陈垂斌还在乐东莺歌海建立起了这个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李宪芳的努力有了结果，1991年5月6日，陈垂斌被海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昭夷被称为“革命叛徒”，似乎不难理解；陈垂斌也被称为“革命叛徒”，似乎就发人深省了。

海南日报记者许春媚采访得来的情况是这样的：陈垂斌潜回崖县第四区乐罗村（今乐东县九所镇乐罗村）后，听说一个村民的耕牛被贼偷了卖到了黎区，陈垂斌托人帮忙把牛要了回来，这一举动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当时农村偷贼扰民，打家劫舍的事屡屡发生，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尤其是到了春耕时节，偷牛贼更是让村民们防不胜防，却也无可奈何。借这个机会，陈垂斌提出在村里组织青壮汉子成立特别队，夜里巡路治贼。他的提议得到了村民们的响应，很快，全村五大坊的五个特别队成立了起来，陈垂斌当了总头。为加强纪律，陈垂斌跟队员们讨论制订了《特别队行动条例》，其中有一条特别受到村民欢迎，那就是在巡逻期间，队员因玩忽职守而发生失盗事件的，由特别队全体队员负责按照实际损失数目进行赔偿，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为了给特别队筹集枪支，他亲自出马到当时冲坡地区的大土豪罗业新那里去“借枪”。陈垂斌知道，明借是借不到的，而且周围又有很多人想抓他，所以在出村时，他跟同去的特别队员换了衣服，戴上草帽遮住大半个脸，坐在牛车上慢慢地向罗业新家赶去。由于这样的装扮在当地很普通，所以路上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陈垂斌。当他们来到罗业新家的门口时，被门口的家丁拦下了，喝问他们来干什么。陈垂斌靠上前去低声说要来借谷子，然后趁家丁俯耳过来听的时候迅速地用手枪顶住他的后腰，逼他带路进去找罗业新。由于紧贴着这人，一路上没人发现异状，陈垂斌很顺利就见到了罗业新。见到罗业新后，陈垂斌又重施故伎，借机靠近用手枪顶在了罗的后腰上。罗业新在害怕之下，只有答应“借枪”。为了保证这十几条枪能安全送到特别队，陈垂斌叫同去的队员先走，他一个人留在罗家。估计带枪的队员已经安全返回时，陈垂斌才用罗业新做人质从容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