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据郑有坤（王昭夷发妻郑天香的侄子）回忆，清末民初，陵水县城有大批汉族商人涌入宝停营经商。或走村串寨，或坐店经营，或以小木舟沿河运载布匹、陶器、锄头、钩刀、鱼干、食盐换取黎族山民的鹿茸、鹿膏、山栏米、红白藤、沉香等土特产。有些汉族商人觉得黎族山民老实好欺，便不肯等价交换商品，为获取最大利益不择手段。例如用一把钩刀换一头小牛，一根针换一只鸡；还以假充真，把琥珀当白玉，拿铝或锡器冒充银器；甚至大秤入，小秤出，大斗入，小斗出；经常赊欠不还，雇佣役夫不付款。黎族山民纷纷向王维昌总管投诉，王维昌时时加以干涉，发现汉商有上述行为者，或罚款，或没收，或驱逐出境，或就地处死。陵城汉族商人视王维昌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便重金收买毛盖村的王老定和王老南叔侄（有说是什那人黄那获），埋伏在路边，趁其不备，用银元制成的子弹射杀了王维昌。凶手按照古老的猎头习俗，残忍地将王维昌首级砍下，送到陵城汉族商人那里领赏。

惊闻噩耗，正在嘉积觉民学校读书的王维昌13岁的儿子王昭夷悲痛万分。他返家祭父，刻骨铭记，立誓报仇。

这是1918年的春天，尚未成年的王昭夷承袭了团总管之职。

他的母亲黄氏（七弓峒什榕村人）和叔叔王维兴费尽周折调查幕后主谋，半年之后，他们查清幕后主谋是陵城汉族商人张鸿犹、刘天德等人。于是，他们从红毛、水满、番阳请来200多名兵勇，浩浩荡荡杀奔陵水县城而来。他们用王维昌生前监造的荔枝木土炮轰击南门城墙，又用毒箭向城内乱射，很快攻进城内。

陵城当局同情和支持黄氏，对黄氏的行为不加干涉。黄氏驻兵陵城，纵兵抢掠财物达三天三夜之久。主持暗杀王维昌的张鸿犹、刘天德等人大为惊慌，最后只好把王维昌的首级交还给黄氏，同时赔款2000多块银元谢罪。

1922年，18岁的王昭夷完成学业，回归故里。

对于王昭夷而言，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情，是为父亲报仇雪恨。

1923年，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经过精密筹划，年轻力壮的他率领50多名手持刀箭的勇士，冲入什那村，擒获凶手王老定和王老南，将其押到先父坟前，当众斩首，祭于坟前，随后将头颅高悬树上，以此发泄埋藏心头6年的仇恨。

3、刻骨铭记

黎族人善射好斗，积世之仇，也要记报，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如：

《海槎余录》：“黎人善射好斗，积世之仇必报，每会聚亲友，各席地而坐，饮酗顾梁上弓矢，逐旨报仇之志，而众论称焉。其弓矢，盖其祖先有几次失败之耻，射之于梁上以记之”。

《琼州海黎图·械斗图》：“黎性重仇杀，轻生死，与滇黔苗倮同，挟器惟标枪弓矢，健者则衣著吉贝，头缠红布，乘牛驰骋，以示夸耀云。”

《黎歧纪闻》：“一语不合，辄持弓矢标枪相向，势不可挡，有妇人从中间之，即立”。

中共广东省委1928年4月26日在琼字第二号《致琼崖特委信》中也说：“黎民运动在琼崖暴动愈加发展而愈严重，他们头脑简单，且贪鄙好斗，据C.Y.报告上说很易受酋长之骗。”

保亭县政协办公室办公室副主任张应勇在《奇特的骨片——黎族氏族恩仇报答标志实录》一文中记录了什聘村人恩仇必报的故事，展示了黎族的民族性格特点。他认为，这件事情很有民俗价值和历史意义。他说——什聘人对于家族的恩仇信息采取刻骨铭记的方式世世代代进行传递：记仇是在动物骨片上刻一只箭头，记恩是在动物骨片上刻一片榕树的叶子。

发现什聘人刻骨记仇的情形是这样的：文革初期，红小兵在“破四旧” 时，在七指山（现模仿汉族七仙女的传说改为七仙岭）下的什聘村黎族老人王那黑家里抄出一截装在竹筒里、挂在灶台上方的大约中指长的白色动物骨片，上面刻着一只箭头。王那黑老人解释说，清朝光绪年间，冯宫宝（作者按：即钦廉提督冯子材）带兵到七指山剿匪平乱，土人不服，大开杀戒。为炫耀武力，还特意在什聘村附近的一块大石上刻下“除苗化黎”四个大字。王氏头人因反抗官兵征剿而被杀害。王氏一族便与官军结下了血海深仇。由于当时没有力量与官府抗衡，只好忍气吞声，把仇恨埋在心底。为了不使族人与后代忘记这段杀亲之仇，王氏族人便以箭头为记仇标志，刻在骨片上，由氏族中有威望的人保管，寻机找官兵报仇。他们约定，凡是官兵都是仇人，不论时间过了多久，也不管人事如何变动，只要机会到来，如果条件允许，逢官兵必杀之。